中国能越过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吗--"十一五"的一个重要问题及其争论

2005-09-21

　　关于“十一五”的规划制定，一个重要的判断和方向是要不要继续发展重化工业。对此，近期国内出现重大争论。

　　首先是２００４年岁末，吴敬链老师长篇撰文，警惕中国不能片面发展重化工业，然后是厉以宁教授在另外一个场合，谈到中国不可能避开重化工业的发展，两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形成争论的第一波。

　　２００５年初，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的“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会上，吴敬琏教授作大会的主题发言，再次以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为主题进行讨论。吴老师通过分析、比较不同增长方式和理论，强调了效率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重于投入增加，进而对中国当前“片面重化工业化”的倾向提出警告，吴老师并借用施振荣的“微笑曲线”（两边上翘的嘴角线分别代表高附加价值的“研发”和“品牌、金融、流通”等产业和价值链的两端，中间下拉的嘴角线则代表产业链和价值链中附加价值相对低下的制造业），指出中国发展重化工制造业正面临许多问题，包括土地不足、环境污染、能源消耗以及水资源不足等问题，最后结论是，“十一五”的规划中，中国不可能再走“旧型工业化”的道路，必须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多搞研发和品牌，而不是过分依赖制造业尤其是重化工制造业。

　　龙永图秘书长第一个对吴老师的讲话作评论。按规定他只有五分钟的评论，于是他着重讲了不同于吴老师的另外一些观点：制造业是我们发展的必经之路，我们要占据产业链的高端，一没有技术、二没有品牌、三没有现代服务业；中国应该以韬光养晦的态度参与国际贸易，找到自己在产业链中的位置。要有再为外国人打十年工，甚至二十年的准备，要有这个气度。

　　除龙永图外，会上林毅夫、易纲、张维迎、宋国青、王建、李稻葵、汤敏等纷纷发言，大家的观点不尽相同，基本上形成赞成重化工业发展、不完全赞成重化工业发展以及反对重化工业发展的几派。可以说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的第二波。

　　我个人长期关注中国的宏观经济，２０００年以来特别关注中国的重化工业发展，在２００２年撰写过论证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工厂及其效应的大型报告，并组织过国内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高层论坛。对吴老师谈的问题有一定了解。在会上，我通过数据讲了五点简短意见。

　　但这个问题显然牵涉到一些更加技术性分析，现展开分析和阐述如下。

　　第一，我们不仅要谈论“应当如何”的问题，还要谈论“实际上如何”的问题。

　　从经济发展的演变看，中国当前新一轮“黄金增长时期”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重化工业”，中国事实上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发展阶段。

　　据笔者计算，２００３年，工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６４％。其中，对工业高速增长作用最大的六个行业分别是电子、冶金、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化工和电气机械行业。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重工业增长１８．６％，大大超过了轻工业１４．６％的增长速度，表明中国进入了新的重化工业主导的发展阶段。由于重工业增长超过轻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重从１９９８年为６０∶４０，２０００年为６２．５∶３７．５，进一步上升至２００３年为６４∶３６。

　　众所周知，在本轮经济增长中，投资的力度很猛，而工业的投资增长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工业中的重化工业投资的增长最为引人注目。例如，２００３年在５００万元以上项目中，钢铁投资增长９６．６％，电解铝增长９２．９％，水泥增长１２１．９％，汽车增长８７．２％，煤炭增长５２．３％。

　　经济高速增长的一大作用就是缓解就业压力。由于经济高速增长，２００３年一举解决了新增８００万人的就业。中国今后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就业问题。不发展重化工业，今后１．５亿农村劳动力以及城市新增就业如何解决？事实上，眼下还没有任何增长力量可以替代重工业的增长，研发和品牌都有点远水不解近渴。

　　第二，中国制造业是不是到头，因此必须往服务业上走了？不是的。以数据为证，２００３年，美国制造业高达１７１１１亿美元；日本是９１１１亿美元；德国是４４３０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只有区区３８２５亿美元（当然这样的简单对比没有考虑购买力平价的问题）。按过去的追赶速度，中国要赶上美国和日本还有至少几十年的长路要走。在此期间，存在着中国工业发展的巨大空间，并且惟有随着制造业的大发展，科技研发等制造业的上游以及流通、金融等制造业的下游才有最好的发展基础。中国如何能够放弃“世界工厂”这一大好的发展空间，越过重化工业发展阶段？

　　事实上，中国尚未真正实现工业化，当前仍是加快完成工业化的时期。按国家统计局的工业化定义，工业化意味着一是农业产值须在１５％以下，我们目前已达到１４．８％；二是农业就业在２０％以下，我们目前仍高达５０％；三是城镇人口比重须在６０％以上，我们目前只有４０％，估计到２０２０年以后中国才有可能达到６０％以上的城镇人口比重。

　　另据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的看法，工业化前期农业产值约占２０％—１０％，工业化中期农业产值可降至１０％—５％，后工业化时期农业产值将进一步降至５％以下。以此而论，中国目前属非典型性工业化中期，前景仍然十分广阔。估计２０１０年农业产值可降至１０％；从更全面的指标看，２０２０年中国有望真正实现工业化。而当前，重化工业的发展势在必行。

　　事实上，中国加入ＷＴＯ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上的产业分工是不可能总做低端如造鞋制帽，但也不可能一下子跑到高端，如研发和品牌，而是要经历一段重化工发展的历程。其理由如龙永图所讲，其根源则在于林毅夫教授在《中国经济》所分析的中国资源秉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第三，中国当前重化工业的发展固然有政府拔苗助长的成分，但主要力量是来自于市场的消费需求，并建立在良好效益的基础上。

　　近几年来，中国的消费不断升级，目前已进入住房和汽车为代表的重工产品以及电子通讯产品的消费周期。例如２００３年，轿车、移动电话机、照相机、录像机、笔记本电脑、电热水器等增长速度在３０％以上，一些产品的增长达到了５０％，甚至更高。良好的市场消费导致了机械重工业生产的效益日益改善，一举改变了过去长期难以赢利的局面。例如，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３年全国规模以上机械工业企业实现利润１５３１亿元，比２００２年增长４８．７１％，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创历史最好水平。发电设备、数控机床和汽车等重点产品的产量均创历史最好水平。汽车产量达到４４４万辆，比上年增长３５．２％；汽车工业销售收入已占机械全行业３７％，实现利润占全行业４８％。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当前重工产品的需求旺盛，但消费的最高峰其实还远没有到来。以最为人关注的钢铁业为例，尽管中国钢铁产量已是全球之冠，但麦肯锡的报告认为，中国的需求仍处于迅速发展的最初阶段。中国人均钢材消耗为９２公斤，但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人均消耗达４５０公斤。因此，即使中国通过采用新技术绕过经济发展中钢材消耗密集的阶段，中国在今后１０年中的钢材需求也将至少翻一番。显然，在重化工业产品上，中国正面临巨大的消费需求的压力。中国人要改善住房，要添置汽车，就得发展重化工业。如果中国自己不发展重化工业，那就只有进口，这是否可能、是否合算呢？答案其实是否定的。

　　第四，中国发展重化工业主体已不同于当初计划经济时期是由政府在不计成本的驱动，而是转变成了民营企业、外资和国企这三大部分，其中中国的民营企业尤其看好重工业的发展。

　　所谓２００３年“投资热”中，中国钢铁投资增长幅度高达１３０％，汽车投资增幅也超过了７０％，是投资增长速度最快的领域，其中都以民营企业的投资为主。因此，即使刨去地方政府的鼓动因素，并且将当前低估的生产要素和环境的成本也增加进来，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并不会根本改变，因为民间投资有动力根本上还是在于市场驱动，在于有非常高的重工产品的资本回报率（如目前建一个钢厂，两三年就可收回全部资本）。

　　第五，中国发展重化工业最大的问题是在当前引起了国内煤电油运的紧张，并引发全球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升。长期看这个矛盾，则是中国１４亿人口要加入到目前总量才７亿人口的世界发达工业化国家当中去，必然引起全球能源和原材料的紧张。但这一发展中的矛盾不太可能通过中国人“自废武功”来解决，并且不能用现在的静态眼光来看，而是要靠技术革命来解决。依笔者之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不可能停下来的，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则是寻求新的技术革命。

　　以上五点分析，看起来与吴老师的分析结论有较大分歧。但这并不等于笔者完全否认吴敬琏老师的分析和观点。事实上，吴老师的分析有许多引人深思的地方，他对于中国地方政府加入重工业发展的比赛的担忧也是非常现实和睿智的。

　　至少有三点，我是完全赞同吴老师的：一是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一定要靠效率提高而不能只靠投入增加。二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不应该介入重化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不要陷入到重化工业发展重复建设的竞争中去。为此需要通过加快改变政府政绩考核目标、财政体制改革等一系列体制改革的办法来促使“政府退出”。三是应该将扭曲的生产要素成本低估的环境成本打足，并加入到企业的发展考虑中去——在笔者看来，甚至应当将“南水北调”这样的大工程的成本打足进去，并让企业买单，而不是让百姓买单。

　　但是笔者认为，在上述三个条件下，如果发展重化工业的回报依然丰富，而民营企业仍有积极性发展重化工业，则应听其自然，千万不要通过政府干预叫停。许多现象都表明，中国在“十一五”期间，不仅不可能越过重化工业的发展，而且应该充分利用重化工业发展的良机。唯有如此，才能抓住“关键发展期”，实现新的经济腾飞。当然，如果吴老师所担忧的政府竞争、成本扭曲这些因素得到消除，则中国的重化工业可望发展得更好、更健康。这，也许是目前正被广泛关注的“重化工业发展”之争的最大意义了！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05年第2期